燕喜亭
燕喜牌坊
燕喜山石刻
连州燕喜山，奇石、灵泉、古木、名亭汇聚，而其中的两处古迹，与唐代的两位大文豪韩愈、刘禹锡渊源尤深，为古代湟川文化地理坐标上的两处高地，它们就是———
燕喜亭与吏隐亭
走进连州中学校园，最吸引眼球的，除了磅礴大器的教学大楼，就是燕喜山的天然美景了：苍天古树掩映着奇峰怪石，悬壁凿成的摩崖石刻随处可见，灵泉脉脉游鱼宛沉天底，亭台错落古今尽聚方寸。群亭之中，与石泉风雨相伴1200多年，迄今依然屹立燕喜亭，以及那座湮灭千载，故址难辨的吏隐亭，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韩愈与燕喜亭
燕喜亭不是韩愈（768-824）所建，却因其赋名撰记而扬名海内，是唐代岭南第一名亭。
自盛唐文学家元结（719-772）于大历元年（766）游历连州，并修筑海阳湖之后，州城近郊北山，遂成为游人如织的风景区。贞元十三年（797），中唐文学家王仲舒（字宏中，762-823）自京城贬任连州司户，闲余与僧人景常、元慧游北山，商议修建一座为游人遮蔽风雨的凉亭。约贞元二十年（804），即韩愈由监察御史贬连州阳山县令期间，王仲舒慕名请韩愈给亭取名。韩愈“取诗所谓鲁侯燕喜者，颂也”之意，命其名为“燕喜亭”，还写下铭文《燕喜亭记》，简述了建亭的经过及取名的缘由，对王仲舒身遭不公，仍竭力为乡民谋利造福的善行极为赞赏。文中详细记载的京城长安至岭南连州穿州过县、爬山涉水的行程路线，极有史料价值。
燕喜亭位于海阳湖畔山石泉瀑环抱之处，风景绝美。亭成40年后，即会昌三年（843）冬，韩愈的外孙李贶因公事来到连州，他写了一篇《连山燕喜亭后记》，说“亭之称，因《记》为天下所嘉。连为郡既远且秀，亦因亭高。时谈山水可娱者，较数连矣。中州人既以连遐远，不可得与游，皆依《记》以图，为馆宇饰”。连州在唐代天宝元年（742）曾改为连山郡，乾元元年（758）复为连州，故李贶文题所说的连山，实指连州。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丹青高手，依《燕喜亭记》绘就的“连州燕喜亭山水图”，一度成为中原地区楼馆饰画的首选。
当李贶慕名来到连州，想一睹名亭风采，追思先祖情怀，却只见到一堆残垣败瓦时，不禁感叹万千：“昔奚宠遇而赞咏之如彼，今遭何人废弃之如此？！”于是慨然提议重修燕喜亭，在新任连州刺史武兴宗的支持下，历时两年完工。
此后，燕喜亭屡圮屡修，继唐代之后，有文字记载的，宋代治平（1064）、元丰（1078）、绍兴（1131）间3次，元明两代不详，清代康熙（1662）、雍正（1723）、乾隆（1736）、道光（1821）间4次，民国抗战时期（1938）1次，最近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据韩愈《燕喜亭记》，亭址应在石山之后高处，今址在石山之前，据说为清代知州萧榕年迁建。
“韩公旧来处，郁郁燕喜亭。”历代吟咏燕喜亭的诗作不胜枚举，影响所及，也扩展到了书画领域。在唐代，是画家喜爱的题材；到明代，书法家祝枝山所书《燕喜亭记》长卷，为传世珍品；清代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时任广东学政的大书法家戴熙按试连州，应请录《燕喜亭记》，乡人遂依样刻碑置于燕喜亭内，为镇亭之宝，惜历120年后，文革期间“破四旧”被砸碎为13块，后来总算觅回残碑，随亭重修复置。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因为燕喜亭，王仲舒与韩愈惺惺相惜，元和十五年（820），王仲舒主政江西，是时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韩愈的上司，他重修江南名楼滕王阁，事成后即驰函袁州求记，韩愈感动之余，一气呵成，撰写了名文《新修滕王阁记》。文称“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公又来燕于此”，故“燕”也就是“设宴、饮宴”之意，韩愈文中两次提及“燕于此”者，“燕”中之意不在酒，或在乎唤起王仲舒对“燕喜亭”与旧相知的记忆也。时韩愈在困顿之中，不过写完这篇文章的当月，韩愈即奉诏回京师任国子祭酒（学官）去了。
刘禹锡与吏隐亭
吏隐亭也是海阳湖畔的蛔观景亭，为连州刺史刘禹锡（772-842）所建，又有诗《海阳十咏·吏隐亭》、文《吏隐亭述》纪其盛况，故此亭也闻名遐迩。
《吏隐亭述》开篇说“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所谓“再牧于连州”，即重新被任命为连州刺史，指的是永贞元年（805）秋，刘禹锡曾被授任连州刺史，未到任，于途中改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元和十年（815）三月，回京后始被任命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几天后又改授连州。刘禹锡在前朝曾经参与过反对立李纯为太子，所以唐宪宗李纯登基后，一再把“有宰相器”的刘禹锡逐离京城，从而再续了刘禹锡与连州的不解之缘。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永贞革新”核心成员之一，有杰出的政治才干与为民情怀，他建吏隐亭，起因于一项德政工程。刘禹锡到达连州第二年（816）七月，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一文中，评价了几位有良好声名的前任刺史，说他们“或久于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J载于歌谣”，并说“余不佞，从群公之后”，即要以前人为榜样，为自己树立了连州吏治的一支标杆。他称颂连州为“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具备实施善政的从政环境。当他看到虽有农田灌溉之利，士宦畅游之乐，历经50多年的海阳湖严重淤塞，亭楼塌圮，于元和十一年（816）冬开始，主持对海阳湖疏浚整治，修复亭台楼阁，还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新亭，成为文士、僧道、乡贤及游客聚会唱和的场所。
刘禹锡将新亭命名为“吏隐亭”，可能与两位道州刺史有关：一是纪念海阳湖的创建者，一生多次隐居山林的元结；二是怀念同道好友，逝于衡州任上不久的吕温（772-811）。元和三年（808）吕温所写的《初发道州答崔三连州题海阳亭见寄绝句》一诗中，有“吏中习隐好跻攀，不扰疲人便自闲”，应可作旁证。
刘禹锡在连州的政绩、中唐连州的社会状况、吏隐亭的规模，在刘禹锡的诗文里都有迹可寻。例如，《吏隐亭述》说“入自外门，不知藏山，历级东望，U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鲜。凝霭苍苍，淙流布悬。架险通蹊，有梁如霓。……溪山尤物，城池为伍，却倚佛寺，左联仙府”，《海阳湖别浩初师》说“湖东架险凡四桥，山下出泉”，为我们勾勒了吏隐亭的景况：东面背靠佛寺，南边靠近道观，亭前朝西有四个水榭，有桥与湖中小岛相连，故址在今连州中学办公大楼左侧古泉至“引人入胜”燕喜牌坊中间。刘禹锡把吏隐亭建在佛、道两教道场之间，在他的治理下，连州儒、释、道三家和谐共处，体现了他革新社会的政治理想。
吏隐亭水陆相连，规模宏大，然而，受制于南方温暖湿热的气候，木结构的亭子更容易遭受风雨和虫蚁侵蚀，平时维修花费不菲，难以为继。另外，刘禹锡与韩愈一样，均为诗文绝伦之辈，但由于早期参与“永贞革新”，涉水太深，触及了皇权的底线，无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同情，所以后人对刘禹锡的推崇，并没能拔高到韩愈那种“百代文宗”的地步，吏隐亭自然也未能像燕喜亭那样，屡圮屡修而保存下来。
刘禹锡在《吏隐亭述》说：“石坚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为今为古？坚焉终泐（裂开），流焉终竭，不知何时，再融再结？”即石山都有裂开的一天，泉水也会有断流的时候，人与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刘禹锡胸怀宽广，他朴素的文字里，似乎早已为吏隐亭的命运和后人对自己有欠公平的评价作了注脚。千年之后，宽阔的海阳湖早已湮灭在连州历史的长河中;吏亭已不存,却不知何时又再现?
刘禹锡“冷落”燕喜亭之谜
刘禹锡来到连州，为元和十年（815）六月，距韩愈题名“燕喜亭”后11年。燕喜亭距吏隐亭一箭之地，《燕喜亭记》又名噪一时，时韩愈在朝中任中书舍人，属起草诏令执掌机密之职，于公于私，刘禹锡对燕喜亭均应有所表示。然而，翻遍《刘禹锡集》，见不到题咏燕喜亭的只言片语，刘禹锡似乎对燕喜亭视而不见，给后人留下一个哑谜。
对于谜底，有人猜测是因为韩愈与刘禹锡“政见不同”，说燕喜亭建造者王仲舒被贬连州，与王叔文（735-806）有关，而王叔文与刘禹锡是同党；又有人认为韩愈贬阳山令，是王叔文与刘禹锡、柳宗元（773-819）投石下井之故。由人及事，刘禹锡于燕喜亭不置一词，是他对燕喜亭存在偏见。更有甚者，认为李贶所见燕喜亭坍塌之责，也是刘禹锡没有及时维修造成的。
据考，贞元十三年（797），可能是为宰相陆贽（754-805）被贬事翻案而触怒权贵，王仲舒由右补阙礼部考功员外郎贬连州司户参军。又，韩愈贬阳山令，事在贞元十九年（803）。两人之贬，发生在唐德宗贞元末年，时王叔文等人尚未用事，所谓“政见不同”，没有事实依据。
贞元末，韩愈与刘禹锡、柳宗元同为监察御史，有同事之谊。贞元二十一年（也是永贞元年，805）春，韩愈遇赦北归，此时属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正月开始的“永贞革新”期间。韩愈遇赦，应是顺宗登基大赦天下之恩，一定程度上也是王叔文等人的一臂之力，只是由于政局动荡，韩愈北归途中在郴州受阻近半年，约十月，才被授江陵（今湖北荆州）法曹之职。韩愈对刘禹锡、柳宗元确曾有过怀疑，他作于岳阳楼的一首诗中，还发过“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的牢骚。但当年十一月，韩愈与革新失败后初贬连州刺史、中途再改贬朗州司马的刘禹锡在江陵相遇痛饮之后，俩人已前嫌冰释，和好如初。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刺史，与刘禹锡、柳宗元均有诗书来往，元和十四年（819）冬，柳宗元临终前，嘱刘禹锡托韩愈撰写墓志铭。长庆四年十二月，韩愈卒，刘禹锡写了《祭韩吏部文》，谓韩愈“三十余年，声名塞天”，还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把自己与韩愈作了客观的比较。由此不难看出，韩、刘之间交往相知颇深，何来不解之隙？
刘禹锡在连州期间，燕喜亭建成才十来年，应无坍塌之虞。至于李贶到连州视察时，距刘禹锡离开连州已经25年，刺史也换了好几任了。那么，刘禹锡为什么没有写下关于燕喜亭诗文，以至被后人认为他有意“冷落”燕喜亭呢？
我们注意到，刘禹锡在《海阳十咏》的引言中，说“因捃拾裴诗所未道者，从而和之”，裴诗为当时在连州的一位姓裴的贬官所作，也就是说《海阳十咏》是自己与裴诗的唱和之作，刘诗的内容，是裴诗中没提到过的，估计裴诗对连州主要名胜燕喜亭是不会忽视的，故刘禹锡没有就同一题材作诗。
刘禹锡一生创作甚丰，流传下来不过部分而已。如因未见他题咏燕喜亭的诗文，就说他对燕喜亭存有偏见，那么，我们因未见到他对连州更早的名胜静福山的诗文，难道也说他对天下第四十九福地有偏见么？
从韩愈“吾州之山水名天下”，到刘禹锡“吾郡以山水冠世”；从韩愈《燕喜亭记》称颂王仲舒所建之亭落成之后，“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到刘禹锡《海阳十咏》自述“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人咸曰有旨”，两件事造成的社会效果何其相似！从这些文辞里，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出韩、刘的心灵是相通的，或者说，他们对连州山水的感悟与热爱是一脉相承的；还可以看到，燕喜亭与吏隐亭，这两座相邻甚近的建筑，建成之后都在当地引起过轰动，好评如潮，本身就可称得上是比肩之作。所以，不仅燕喜亭与吏隐亭并列唐代连州名胜，《燕喜亭记》和《吏隐亭述》也应看作是韩愈、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家赞美连州的并蒂之莲。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即使刘禹锡真的不愿意题吟燕喜亭，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与人为善，不与同道比高低，争长短，而乐为人独美的洒脱心态使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禹锡独特的人格力量与诗人气质。
韩愈、刘禹锡与湟川文化
连州的母亲河连江古称为湟水，又称湟川，历史上连州的行政建制变动频仍，因此谈及连州的古代文化，都会超越现今的行政区域范围，而以湟川文化概览之。相对于物化形态的亭台楼阁存废无常而言，韩愈、刘禹锡寄情山水，留下的诗文辞赋，在文化层面为湟川流域创造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历代的传承并发扬獯蟆
韩愈在连州的时间不长，往返于连州与阳山之间，写下了多篇吟咏当地山水的诗文，特别是他的《燕喜亭记》，借用“州民之老”的口吻，说“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不管是对燕喜亭的赞美或是对造亭人的恭维，反映的是韩愈对连州山水的真实感受。韩愈因一座小亭，预测一个乐于为民造福的小官必将担当大任，王仲舒后来官居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成为地方大员，证明了韩愈对人与事的敏锐感知与先见之明。
刘禹锡为一州之尊，在连州为官4年半，直到丁忧才不得不离开，对连州可谓是身心俱投，《刘禹锡集》辑录其连州诗文近百篇，其中不乏像“会吾郡以山水冠世，海阳又以奇甲一州”、“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青山画不如”这样直言无忌的名句，体现了他对连州山水的至爱之情。在《连州刺史厅壁记》、《海阳十咏》、《插田歌》、《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诗文里，反映了刘禹锡善政亲民、兴学重教、安抚莫徭的为民情怀。
湟川文化底蕴浑厚，大师的言行自然是最好的参照。自唐以降，历代名人骚客对州、对韩愈、对刘禹锡赞誉有加，是对肇始于唐代的湟川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南宋张“五岭峰峦富，美丽压中原”，明代戈立“路通西北八千里，景占东南第一州”，游朴“吏部文章高北斗，连州水石冠南陬”，清初石光祖“一自韩刘曾远谪，此时山水遗名迹”，今人杨应彬“如此江山即上界，何须世外觅桃园”，还有燕喜山石无处不在的历代摩崖石刻，无不印证了明代连州知州曹镐所说的湟川文化“究厥所由，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二公始”。
如果说，盛唐元结慧眼识珠，利用北山泉水，筑成泱泱大湖，并在湖心岛及湖畔构置亭台楼阁，使连州山水实现了由天赐之美升华为人文之美的华丽转身，成为湟川文化的源泉；那么，见证了中唐文学巨匠韩愈、刘禹锡寄情连州山水的燕喜亭与吏隐亭，无疑促进了湟川文化的形成，成为古代湟川文化地理坐标上的两处高地。
后来连州人把北山改名为燕喜山，清末以来，相继在此地创建了燕喜书院、燕喜小学、连州中学，一块风水宝地，成就百年学府，文脉相传，人才辈出。对韩愈、刘禹锡于湟川文化的开山之功，今人并未敢遗忘，在燕喜亭后剑新建的刘禹锡纪念馆即将落成，湟川文化将再添风采。（清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