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党代表和专家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下一阶段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即破除垄断，降低准入门槛。
商事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推进，改革开始逐步进入深水区，将涉及到一系列更加深层的体制机制问题。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为商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指明了方向。”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专家汪玉凯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201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以企业注册便利化为核心的商事制度改革，首先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减少或取消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措施逐步推出，商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商事制度改革剑指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问题。这5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除了减税降费以外，提得更多的就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虽然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必然存在的，但合理的制度安排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工商部门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部门之一。
企业注册程序的简化直接带来了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提高。
商事制度改革大大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全国新设市场主体5511.7万户，平均每天4.3万户。其中，新设企业共1719.3万户，平均每天1.3万户，而改革前平均每天仅6900户。
党的十九大代表、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企业注册科科长徐敏告诉记者，在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围绕服务“自贸试验区、科创中心”两大国家战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改革，一系列市场准入便利化和监管创新举措相继实施，“为广大创新创业者提供了有温度的优质服务和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
在汪玉凯看来，完成初级的改革任务之后，商事制度改革将向纵深推进，下一步的商事制度改革目标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盘和林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来看，以后的商事制度改革将更加注重追求市场公平。
破垄断、降门槛成为关键
汪玉凯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关键有两个，一是破垄断，二是降门槛。打破垄断不仅要打行政垄断，还要防止市场垄断，这两方面都不容易；要降低准入门槛同样也面临着种种困难，比如现在部分服务业如银行、电信还存在不少进一步开放的障碍，而这一部分的改革又关系到未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关系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关系到经济能否再上新台阶。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坚持问题导向，主要针对下一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经济如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而采取的举措。但要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就必将涉及到各种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这对包括工商机关在内的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盘和林表示，市场主体减负是必须的，但同时更大的问题在于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这种不公平性甚至比负担更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发展，特别是行政性垄断等，为新生市场主体增加了进入壁垒。因此，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应从追求“便利化”向深度、广度进发，进入到追求“公平性”的新阶段，这也是降低企业等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核心所在。
党的十九大代表、云南省富源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马开慧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将在四大自贸区及部分地区实行负面清单制的基础上，在全国全面铺开，明确哪些行业受到限制，哪些行业放开，并最终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固定下来。只有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地简政放权，减少市场准入限制，降低投资、创业门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把各类市场主体的潜力、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这对于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构建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
党的十九大代表、江西省工商局人事教育处处长杨莹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要坚持继续放宽准入和事中事后监管并重。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要继续做好顶层设计，将涉及企业登记、备案等有关事项和各类证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真正实现“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走天下。
事中事后监管仍是新课题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深化、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市场主体增多，监管问题也会随之出现新的挑战和考验，这也意味着监管方式和手段必须要跟得上，要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汪玉凯告诉《中国消费者报》记者，降低门槛、减少审批事项，不意味着就要无视监管。目前在简政放权上进步很大，但是事中事后监管还是一个新课题，由于部门之间权力划分不清楚，参与监管的部门很多，容易出现扯皮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这意味着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行政监管体制也可能会进一步优化。这些体制机制变革都会影响到商事制度改革的整体格局。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把目标提出来了，下一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促进体制机制变革，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用互联网思维，多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进行监管。
马开慧表示，一是要改进监管方式，监管部门要转变观念，要舍得把审批权中的“利”让给群众，不要对审批权保留或者变相保留；二是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广泛宣传负面清单制，让群众深入了解，加大对监管部门的监督；三是要整合各监管部门信息平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要共享互通；四是完善信用监管，加强信用信息公示，建立更能体现一处失信，处处受约的机制，使企业珍惜自己的信用，为自己的信用负责。
杨莹认为，要加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工作力度，赋予广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机会；加大假冒伪劣产品的查处力度，保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重点要深入推进以信用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我们江西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在全国率先建成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省推广个体工商户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让信用体现价值，试点推行‘企业二维码信用名片’，推动企业主动‘亮身份、晒信用’，促进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杨莹说。（任震宇 冯松龄）
